在柏林 | 覃里雯
此地与彼岸
-《今天》127期-
编者言
去年在北京，聊天的时候说起曾经在一个很偏僻的北美原住民小岛待了一段时间，说着说着，北岛突然说，为什么不写出来呢？于是讨论起来，发现人在离开故乡、前往陌生的环境后有过一些很有趣的经历，并没有完全被发掘，譬如顾晓阳的日本打工记；亦或无关经历，那些前往他乡后沉淀下来的思考，也弥足珍贵，譬如身处多伦多的邹波和柏林的覃里雯。
此时2020年未完，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已多到令人麻木。如此想来，再魔幻的经历，也不及2020年当下亲历的每一天。去年在北京那场聊天中提及的远方，突然之间变得遥不可及。杨晓帆在纽约的日记中，记录了从三月到六月纽约的风云变幻，和她作为异乡人身处其中的观察与思考。当大部分的旅行被中断，每个人被钉在原地，来自彼岸的思考和声音显得尤为珍贵。
记得曾有这样一种说法：去一个地方待上一周，你可以写一本书；待一个月，可以写一篇长文；待上一年，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。我一直在拿这个说法作为拖延的借口，它也确实说明，当在一个地方久了，当新鲜感化为日常，下笔是一件很不太容易的事。看到的太多，被敏锐捕捉的细节累积起来，满眼都是，反而不知从何说起，仿佛变成了一种“沉默症”。
董帅
2020.9.12
覃里雯
来到柏林第8年，小区门口的丁香从半米的棍棍长成了4米高的繁茂树丛。另一棵30多米百年大树上的乌鸦群，因为嫌小区里新来的住户太多，一夜之间集体上演“出埃及记”，再也不来骚扰我小阳台上的兔子。另一边阳台外挨着的大橡树上，歌喉宛转的黑鸟曾经唱过两个夏天，后来就只有尾巴蓬松的红松鼠常来摘橡子。这个春季又搬来一家鸽子。鸽子妈妈在窝里静静忍受了几周的冷雨，专心孵蛋。但有一天她哀伤地呜呜了一下午，弃窝飞走了，也许是蛋被松鼠偷走了。
在柏林，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某种野生状态。三分之一的德国被森林覆盖，还不包括农场和城市草坪。柏林市的公园绿地则遍布每个街区，而无论往哪个方向去，坐车开车半小时之内，就能抵达密集分布本地区的大小湖泊。柏林市民们，但凡有点阳光，就往湖上去，往公园或者树林里去，但凡气温升到20度以上，就赶紧脱光（或者半光），饥渴地吸收紫外线。上周有位在天体浴的胖大叔还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仲夏之梦：一只野猪妈妈跑到他身边，叼起他身边装着电脑的袋子就跑，他光着屁股奋起直追，而两只小野猪就趁机在他身后吃掉了他的披萨，惹得旁边其他光屁股的人哈哈大笑。其中一位拍下了一些瞬间，征得他的同意，放到社交媒体上，让全世界人民分享了一分钟的野生乐趣。
正是这样的快乐，这种自在却又和善的自由，曾经让初到德国的我不知所措。作为一个在东亚社会长大的女性，我长出一身盔甲满世界跑，习惯性地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一切攻击：对我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价值、对我的身体、对我的一言一行。我穿得太古板了吗？太风骚了吗？太随便了吗？太隆重了吗？我的话太多以至于呱噪了吗？太少以至于无趣了吗？对来修理洗碗机的人，我太好说话了吗？他有没有糊弄我这个外国女人？孤身一人在北京的日子里，我晚上出门的时候单肩包里常背着笔记本电脑，随时准备砸向任何突袭者的脑袋，在这里我需要吗？
虽然理性告诉我，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法治国家，但我的脑子塞满了丛林法则的世界里拼杀和自保的经验。在我之前多年生长和工作的环境里，无论什么坏事发生在你身上，都是你自己的错。被强暴、被欺骗、被伤害、被霸凌、被轻视、贫穷、陷入任何困境……都会被归结为“你没有保护好自己”和“你不够努力”。同情和支持是珍稀的，来自其他人的谴责和教训则供给过剩。
这套盔甲曾让我在很长时间里与柏林格格不入，就像一只带着眼罩的刺猬在水果堆里瞎撞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，柏林说的完全是另一种语言。这或许是昆汀·塔伦蒂诺和乔治·克鲁尼喜欢柏林的原因，这里的人有自己完整的小宇宙，没什么人会追着名流权贵尖叫。硅谷大神伊隆·马斯克来到柏林，当地朋友给他展示的本地名吃，也就是我家附近的土耳其肉夹馍小卖铺，他排了很久的队才吃上。伊隆·马斯克的特斯拉在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建厂，虽然本地工程师喜大普奔，但监管机构和本地各类NGO依然不依不饶地确保它符合环保和劳工标准，没有什么开特殊通道的绿灯。
清贫生活固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，但也不让人羞耻，鄙视贫穷的人则要被众人鄙视。中产阶级的聚会上也会坦然谈论如何更简朴地生活，少吃肉、少远足旅行，因为减少消费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损耗。我们认识的一个工程师就更特立独行了，从大公司的铁饭碗岗位辞职，以给人做装修为生，主要的食物来自于超市淘汰的过期食品，每年都要出去各地骑两个月的自行车，而我们这群朋友都得巴巴地等他回来帮我们干活儿。回来的时候他会给好朋友带一罐路边捡回来的果酱罐头，或者一只羊的头骨，上演真人版“猫的报恩”。
需要遮掩的反而是过度的财富，因为过度的财富意味着对他人的掠夺，而炫耀财富则是粗鄙甚至可耻的。曾经每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大游行，都会有些豪车被烧掉。柏林市政府用尽手段控制房租上涨，也是为了防止食利阶层过度以地产投资来剥削工薪阶层，确保柏林不会变成下一个伦敦和香港。
这些点滴考量构成的和谐社会，非常独特，难以言传。我刚到时，也花了点时间适应柏林中产物质生活的朴实——吃的就不用说了，本城最有名的小吃是一个土耳其肉夹馍Doener铺和36号咖喱香肠，两个铺子都在我家旁边的大街上，伊隆·马斯克来了都去排队，长长的队伍常年风雪无阻，然而中国人吃了之后，都有一种人生幻灭之感。穿的我也不好说啥，在北京我买的那些各种周末聚会和社交场合的衣服，一件也不敢穿出去，就算是朋友爬梯穿出去，都有点太过分。但显然，这种生活方式非常省钱，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社交压力，而且让人能够更专注于其他乐子，比如上天下海各种运动，搞音乐搞艺术什么的。等我再回到灯红酒绿、彼此估量社会地位的北京上海，反而觉得非常没意思了。
在柏林，我遇到过来自伦敦的前银行技术高管，来自纽约的企业顾问，来自巴黎的创业者，和数不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和艺术家——他们都会跟我说一句同样的话：“我太喜欢柏林了，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做自己，没有人会强迫你成为另一个人。”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，那就是对一个资本主宰奴役的世界的厌恶和躲避，而柏林的反资本主义文化具有高度的自觉，从理论到实践，这里都有足够的武器来集体抵抗。虽然这些抵抗可能在一代人之间就会被强大的资本瓦解掉，但在全球新一代革命从白俄罗斯到香港，从美国到泰国蔓延的年代，谁说得准呢。
在柏林生活的第一阶段，我带着来自北京的两吨焦虑，急于找到自己新的位置，给自己穿上各种新的身份，找一份工作，建立一家公司。虽然总的来说，我做的每件事都不算糟，甚至还小赚了一点钱，但我开始的每一件事，最后我都厌倦地停了下来。在前38年的经验里，我一直假装在热切地追求，但大多数时候却发现自己是在被驱赶。我的大脑已经决定了要彻底反抗，它不再听从外在的指令，它宕机了。
第二阶段，我意识到什么也不干，也可以是安全的，多年在东亚社会里内化的压力，像蒸汽一样喷掉了。我像雪孩子化在温暖的壁炉前，整天地躺在床上，甚至躲避自己的家人，在北方漫长冬夜的微光里，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完全开放的未来。它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像一头温柔的巨兽，等我坐到它背上。
然后，大约是在第5年，奇迹发生了，我在壁炉前的地上重新聚拢，慢慢坐到它背上，让它走了起来。有生以来第一次，没有任何焦虑在驱使，不被任何社会压力绑架，也没有什么人在提供暗示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节奏。我开始了一个女权主义播客，意外地收获了一批同样关注女权主义的朋友，每个月都有听众热情地催更，像是一个大家庭。我终于开始慢慢地，耐心地写那部一直想要写的小说——不是为了出名，或者赚钱，而是希望能跟世界建立我认为有意义的链接。
在中国的30多年里，我一直是个半隐藏的女权主义者，这不是个特别美好的经历。我从小受到的是妈妈那一代共产主义女权意识的熏陶，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，这句话充满了梗着脖子的不服气，其实折射了真实的不平等状况。我妈妈这代中国女性，比她们的妈妈得到了更好的教育（虽然又被文革中断了），被共产主义纳入了劳动系统，得到了更多话语权。但她们的责任加了一倍，因为依然要负责大部分的家务，生育，照顾和教育孩子。我们小时候，妈妈经常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，因为要做一家人的三顿饭、洗衣服（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）、买菜、辅导我们的作业，等等。那时候，我们这些孩子谁也没有想过要问：为什么爸爸不做家务？但妈妈一面不停地抱怨，一面屈服于父权奴役的一生，对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直观反面教材。
我幸运地得到很好的教育，梗着脖子对抗了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厌女症文化，击碎了各种“女孩子数学不行”、“女孩子上了高中 / 大学就是不如男生”之类的无稽之言，但儒家文化圈整体的父系文化氛围和权力结构，依然每时每刻让人窒息。这种窒息非常隐秘，因为即便描述这种窒息，在整个社会看来都是不合法的，是“偏激”和“极端”的。
一个女性受到的诸多日常规训和压力，甚至细微到表情——女人总是比男人笑得更多，因为笑是取悦者的责任，而一个女人只需要不笑，就会莫名其妙得罪其他人。厄文·高夫曼（Erving Goffman）在他了不起的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》（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）里写到的这一点，我到了30岁之后才意识到。那时候，我的笑减少了，我不再想要取悦自以为非常幽默有智慧的男人，我想要他们和我平等地对话，谁也不要取悦于谁。但当我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时，他们开始向后退，转身离开了。
所以，来到大多数人觉得严肃得受不了的德国，我反而宾至如归。在这里，严肃地讨论公共议题是常态——人们可以随时开玩笑，但开玩笑不是义务，而随时转向严肃的讨论才是。德国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，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是日常对话的一部分，这当然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点。在德国，即便是轻浮的小年轻，在遇到对方严肃的谈话时，也会调整自己的态度，这是一种习得的尊重。德国人没有那么多中国式的聪明人，他们不把调侃别人或者调侃严肃议题看作是更聪明的表现，这当然也让他们初次跟中国人打交道时，常常会不知所措。至于中国客户拍着胸脯打包票，或者谈定一个单子握手为契，然后转个背就消失掉，或者改口的情况，对大多数德国商界的中国菜鸟来说，也是一个痛苦的必经历程。
但德国这种普遍的严肃态度，无论对发展反种族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的讨论，都会更有利，因为这些议题在父权社会的日常讨论里，很容易被以“那么认真干嘛”的态度打发掉。一个中国女性会经常面临这样的局面，当她吐槽针对女性的洗衣机广告是在暗示男性不需要做家务，她要么会被认为是过分严肃不通人情，要么被看成危险分子，但在柏林，女孩子们索性会拿起喷漆罐，把街头苗条模特性感内衣的广告涂得面目全非，顺便加上几句咒骂的标语。刚来到德国的时候，我也有点受到震动，觉得干涉商业社会广告中通行的美的标准，是不是过头了，当然后来慢慢了解到父权消费主义这个概念，才意识到自己的浅薄。
日常的环境里有很多种隐藏的权力话语，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强大的塑造力。如果不提高对这种话语的敏感，并且改变它们，社会进步不会随着科技进步自动到来。刚到德国的很多朋友，都会被看到满街抱着婴儿的爸爸震惊。“妈呀，这里怎么都是男人带娃？”在超市里，在幼儿园游乐场，在度假村。虽然婴儿期照顾的妈妈还是更多，但周末基本是爸爸带娃时间。男人洗衣做饭，大家习以为常，不会额外去夸奖。这样的环境里呆久了，习以为常，反而每次回国变成一种刺痛的经验——不是因为国内男人完全不做家务和带孩子，而是他们如果做家务和带孩子，依然会得到不合比例的赞赏。
过去十多年里，我作为一个前互联网媒体从业者，眼睁睁地看着新一代女孩子在互联网消费文化里长大，各种科技进步已经眼花缭乱，机器人都开始在学校里送快递了，受大学教育的女孩子们却开始热烈讨论如何提高自己的配种价值（Ayawawa的mate value），减肥过度以至于月经消失，以及如何击退小三。科技只是载体，如果承载的依然是垃圾，其实是为垃圾的蔓延提供了便利，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，全球都出现了类似问题。只是在急功近利的“互联网思维”渗透程度略轻的欧洲，稍微好一点。
女权主义对父权日常的瓦解，在德国还是很明显的。我在柏林IMAX电影院的女厕所门后，看见过德国的最高科研机构——马克斯·普朗克研究所招聘科学家的广告，广告上放的就是女性科学家的照片。大巴和地铁沿线，招聘司机的广告，女司机照片。汉堡招聘警察的户外大广告，女警照片。她们壮大，自信，没有化妆，浑身洋溢着主人翁的气质。各种为女性赋权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群体，从女性程序员小组活动、女性创业家俱乐部，到女性商业领袖的扶轮社，到女性政治家播客，到处都是。
谁要是敢在媒体上追着成功女性领袖问她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，八成会被骂得狗血喷头——默克尔总理就基本没有被“为什么不生孩子”这些低级问题浪费过时间。而德国的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，为了拯救自己肾脏衰竭的爱妻，给她捐了一个自己的肾，但他妻子不喜欢政界生活，选择不住在总统府里，也没有媒体追着要她履行“第一夫人的职责”——既然没有人追着默尔克的丈夫去让他履行“第一先生的职责”，这也是顺利成章的事情。
即便如此，德国的女性并没有生活在天堂里。我读到的一些数据依然让人震惊：2018年，有122名女性被杀害，每小时都有一名女性被伴侣严重伤害，女性每小时工作收入比男性低21%的情况，多年没有改善。这些数据也能帮助我去大致估算中国讳莫如深的数据，因为在那里，死亡和反抗都是机密，而每天社会新闻里各地爆出来的针对女性的凶杀案（homicide），只要一个月的取样，就知道严重程度，更不要说近些年兴起的街头无差别袭击女性的案件。整个社会的厌女症加剧，它们就像风向标一样清晰，而我们现在看到的，不过是飓风之前的微风罢了。我们这些社交媒体有限的传播者，除了碎片式的记录和零散呼喊，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就像每天在沙丘上播种，期待森林出现一样。
写到这里，我意识到这些描述让欧洲的生活显得很抽象，事实上，它可能也的确很抽象。欧洲，尤其是德国向北的国家，没有那么多烟火气。即便是夏季热闹的啤酒花园，人们也保持着舒适的距离。因为到达柏林的时候，我已经接近中年，不再有力气和意愿去和年轻人一起泡夜店，从凌晨泡到下午那种泡法。这让我的生活非常安静有序，只会有偶尔来访的中国亲友带来日夜的热闹。
但欧洲那抽象的丰富，却足够我忙活的。在这里的媒体上和书店里，对世界的关注要宽泛得多。在来到欧洲之前，我虽然有很多见多识广的媒体界和文化界朋友，但这些朋友里，很少有人用平等的视角，来跟我深入地聊加纳的经济、巴库油田的历史、亚美尼亚人的悲剧、伊朗人的流亡、马达加斯加的生态、南极的冰层厚度变化速度——在欧洲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里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种自然的“人类共同体”的情感。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种情感之中的虚伪和局限，但我看到的却更多是一种真正的“生而平等”并且超越国境的人本主义信仰。
在半个千年以前，这种好奇心可能源于殖民主义和商业全球化的动力，但在今天，经过对殖民主义的反省批判和平权运动的洗涤，这种好奇已经变为一个个现代人在全球的探索，试图理解世界，以期理解自身。这种开放的诚恳使欧洲人在老于世故的中国人眼里显得十分天真，但深入了解下去，你会发现天真的并不是他们，而是带着大国的傲慢和狭隘满世界跑，却看不见人类文化和社会之丰富的大国人。
当然中国人在这点上并不能独占鳌头，我迄今记得在北京和一家子来旅游的美国人聊天的场景：这家子美国人一落地北京，他们常驻北京的美国亲戚就带他们去了一家汉堡包餐馆，我当时正在跟这位美国亲戚短暂地约会，所以被邀请去跟他们见面，在一片此起彼伏高昂的汉堡包赞美诗中，我斗胆问坐在我身边的一个中年美国人，他全球旅行的时候，最喜欢什么经历。他沉思片刻，说：“旅行特别美好，因为每次去到其他国家，我都会深切地意识到，美国有多么的好。”那是一个真相揭露的时刻，我没有勇气再把这不幸的约会继续下去。但后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，我看到大批新兴中产阶级，踏遍全球每一个角落，秀当地最高档的吃喝（然后总要说一句中餐多么好），秀千篇一律的滤镜风景人物照，却没有任何兴趣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人情，总会让我想起那个美国中年人的真相时刻。
后来我意识到，这种攫取的、自恋的和急躁的看世界态度，其实与中美两国的地理面积、人口、激烈的竞争、赢家通吃的规矩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都有关系。在这样的国家里，普遍会有一种“最文化”，只有“最大”、“最强”、“最好”、“最快”、“最牛”、“最炫”、“最多”……能让他们获得价值感，完全丧失了对世界之微妙、含混、丰富多样的理解能力和尊重能力。而在这种不可靠的、赶牛一样的价值背后，是亿万个在通吃的赢家面前感到挫败的普通人。
几年前，有一位中国互联网媒体朋友，被全球知名的老牌工业展——汉诺威工业展邀请，去采访汉诺威市长。他很自然地拿出采访硅谷企业家的问题，来问这个市长：“你对汉诺威工业展有何期待？”这个德国市长非常诚恳地答道：“我们会让它继续成为全欧洲最好的工业展之一。”中国媒体人愣了：“为什么不是最好，而是之一？”德国市长说：“为什么必须是最好，最好的之一就够了呀。”不要像求偶的雄鸟一样，永远鼓起胸前的羽毛。我想，羽毛在那里，就够了，每只鸟有自己不同的羽毛。
欧洲中产阶级的这种平等多元态度，会让一个来自“最文化”的人初来时找不到路径。甚至一个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德国朋友，回到柏林时都出现了适应困难症。没有“最大的搬家公司”，“最好的中介”，“最好的医疗保险”，“最好的学校”这种列表，一切都需要自己去摸索试探，每个选择都有好有坏，她都快崩溃了。但后来，她会慢慢发现，各个选择其实的确各有各的好和不好，就是要耐心点儿。
我被欧洲忙坏了，一开始也是找各种生存落足点的迷茫，有半年时间，我连找个给我装吊灯的电工都找不到。但这些生存问题一旦解决，忙起来就比较愉快了。那么多可以关注的领域，而这里的朋友们对每个领域都有兴趣发掘、聆听和交流。大家在知识的交流里，固然免不了炫耀的虚荣，但纯真的好奇更经常占上风。所以今天一个谁给推荐个电影，明天一个谁给推荐本书，后天一个谁给推荐个展览……都是令人好奇，却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这些漫无目的的阅读和欣赏，让我回归毫无功利之心的探索乐趣。我想不到比这更奢侈的事情，大约是人类能够抵达的最好的生存状态，是我这辈子从未体会过的自由——一种“让成就见鬼去吧”的自由。
我就这样，慢慢地消失在柏林毫无斗志的中产阶级生活里，变成一个不忠于任何国家民族、只忠于未来理念的野人，唾弃所有刻板印象对人的塑造，嘲笑一切将宇宙之广袤缩减为“人生十大定律”的傻冒们，只创作自己关心的作品。作为一个从小被灌注“出人头地爱国爱人民”思维的中国人，这大概算是脱胎换骨了。在这个病毒不仅蔓延于人类的身体、更蔓延于人类的大脑和精神的年代，这个人类文明急剧冲下悬崖的年代，能和一个这样的城市一起负隅顽抗，我觉得非常幸运。
2020.8.17
作者：覃里雯，笔名“苏丝黄”，著名新闻人兼专栏作家。1997年自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毕业，曾任《经济观察报》高级记者、《生活》《东方企业家》杂志高级记者、搜狐网新闻中心总监、《周末画报》北京新闻中心主任。自2003年起先后在《经济观察报》《ET卫视周刊》和《上海壹周》上开设专栏。著有《冷酷的新闻纸》《思想的历险》《苏丝黄的世界》等。
题图：Friends，Michael Sow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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